原标题：政协委员行贿警察237万：律师解读是否要追刑责

　　作者： 赵果

　　来源：法度Law

　　莆田商人张金龙为立案，多次给予警察钱款共计两百多万。然而，相关案件还未审结，警察因犯受贿、徇私枉法等罪被判刑。

　　公开资料显示，张金龙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福建省莆田市政协委员。政协委员行贿警察，应否承担相应责任？

　　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张金龙起诉李某林拖欠本金及利息，法院确认李某林欠张金龙1100万元及利息。

　　胜诉后，张金龙申请强制执行，但执行案款的大部分，却被法院分配给了另一名债权人李某香。

　　张金龙认为李某林和李某香合谋，搞虚假诉讼。案件材料显示，张金龙如此认为的原因是李某林和李某香有亲戚关系，在法院即将对李某林的执行案款进行分配之时，李某香起诉李某林，短短两个月内不但达成调解，而且使法院作出了执行裁定。

　　张金龙申请检察监督被驳回。其向公安机关报案，但刑侦支队调查后认为，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虚假诉讼，决定不予立案。

　　2019年10月，张金龙在他人组织的饭局上，认识了时任刑侦支队支队长徐雷涛。

　　案卷材料显示，席间，张金龙要把报案材料拿给徐雷涛看，徐雷涛说“不用看了”。张金龙于是给徐雷涛念了报案材料内容。徐雷涛当场打电话叫来时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侯某利。

　　在徐雷涛的询问下，侯某利称是有一个虚假诉讼的案子在办，但没有立案。徐雷涛说：“怎么没有立案？证据不是挺充足的吗？回去再查一查。”

　　此后，张金龙带着另外一个债权人去派出所报案，案件还由该刑侦支队办理。当年12月，张金龙接到公安机关的立案告知书。

　　次年3月，张金龙催问办案进展时，徐雷涛让张金龙转账20万元到他的银行账户。随后，徐雷涛对张金龙解释，受疫情影响，公安机关无法外出取证。

　　数月后，徐雷涛打电话叫张金龙到餐厅吃饭，张金龙赶到后发现侯某利和中队长王某也在，王某正是张金龙举报事项的办案民警。

　　侯某利后来向法庭作证，称徐雷涛交代他盯着点张金龙的案子，他只能叮嘱王某及时开展工作。王某等3名办案民警说，在侦查后期，徐雷涛还数次直接给他打电话，要求赶紧抓人。

　　2021年1月，李某香、李某林被刑拘。此后，徐雷涛多次将几块价值一万元左右的石头，以三四十万元甚至近两百万元的价格“卖”给张金龙。

　　第一块石头“卖出”后，原本的案外人李某新也被警方刑拘，理由是李某香与李某林的“虚假诉讼”行为是受到李某新的指使。

　　当年7月，警方以李某新、李某香、李某林涉嫌虚假诉讼罪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。次月，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　　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只有一起：2015年6月，在李某新的指使下，李某香、李某林伙同律师刘某来（另案处理），恶意串通，无中生有，虚构部分民事法律纠纷，分得李某林执行案款9140余万元，导致李某林的其他债权人张金龙的2200余万元债权仅分配到970余万元，另一名债权人陈某明的1800余万元债权仅分配到800余万元，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。

　　不过，案件还没开庭，徐雷涛就于2021年9月16日被留置，后因犯受贿罪、行贿罪、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。在法院认定的受贿罪犯罪事实中，徐雷涛接受张金龙请托，多次非法收受张金龙给予的钱款共计237万余元。

　　媒体联系张金龙时，其拒绝接受采访，称他“和任何人的任何案子都没有关系”。

　　虚假诉讼案于2023年1月重新恢复审理，历经4次延期，1次指定管辖，1次退侦。此后，李某香、李某林被分案处理，被控罪名与犯罪事实没有变化。对李某新的指控多了一起。

　　据介绍，庭前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，截至8月20日仍未开庭。

　　律师解读

　　公开资料显示，给予徐雷涛钱财的张金龙是莆田市秀屿区人，七届、八届市政协委员。行贿他人，是否应被追责？

　　广东师夷律师事务所刘沛文律师向“法度law”分析称，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。行贿金额达到一定标准，即构成犯罪，将面临刑事责任。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，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对于行贿警察金额高达两百多万的情况，属于情节严重情形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且属“对监察、行政执法、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”七种从重处罚的情形之一。不过是否追责及追何种责，还应考虑行贿的目的、手段、后果、是否主动交代等因素。

　　刘沛文律师说，市政协委员若涉及行贿犯罪行为，政协组织虽然不具备直接的法律执法权力，但其作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平台，对政协委员的道德和法律行为有明确的规范要求。一旦发现政协委员涉及违法行为，政协组织通常会启动调查程序，如果情况属实，可能会采取内部纪律处分，如通报批评、劝其辞去委员职务，严重时甚至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。同时，政协组织也会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处理。

　　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新型犯罪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学《燕大法学教室》刑事法编辑、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研究员郝赟律师告诉“法度law”，行贿罪与受贿罪系对合犯，这是指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在事实层面相伴相生，但并不意味着行贿罪与受贿罪必然同时成立。

　　二者间定性上最常见的“敞口”便在于：受贿方无论其为行贿方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，均成立受贿罪；而行贿方只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，才成立行贿罪。换言之，行贿方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，须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，且该目的须与其予财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此时才成立行贿罪。

　　该三项构成要素均需分别判断、独立认定。实践中广泛存在的直接以予财行为的存在，径行取代对所谋取利益是否正当、谋利目的与予财行为是否具备因果关系的判断的做法，系将三项构成要素坍缩为一体作合并判断、等同认定，本质上仅仅认定了输送财物行为，略过了目的要素与因果关系要素，对刑法明确规定的多个构成要素进行了削减：无论系出于“之所以需要送钱，就是因为谋取利益不正当”的片面的、不可靠的经验，还是基于“手段不正当，则目的不正当”的被错误扩张适用的认识基础，均是经验取代证据、推测取代证明，是假借经验判断与自由心证之名弱化控方证明责任，是对刑法规范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。

　　郝赟律师说，决不能认为只要输送了财物，就是谋取不正当利益。若为谋取正当利益而不得不输送财物，则行为人不但不成立行贿罪，反而是腐败潜规则的受害方。

　　在本案中，判断行为人是否成立行贿罪，应当从主客观情况出发综合认定。只有当行为人控告的事实确为虚构（即客观上所谋取的利益不正当），且其主观上对此明知却仍实施诬陷行为（即主观上出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），行为人才成立行贿罪。

　　换言之，本案是否成立行贿罪，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在明知其所控告事实不存在的情况下，通过向涉案国家工作人员输送财物的方式进行有意诬陷；对所控告事实法律定性的不同认识本身，并不直接证成所谋取利益的不正当性。